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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叠纪开始的时候,研究地点所处的海洋称为古特提斯洋;南京地区位于其东北部的巨大边缘海,属于陆架、陆坡环境,陆地位于本区域的北侧和东侧,两大陆块之间有通向泛大洋的水域[13]。陆源物质供给主要来自北方,东侧陆地则要到较晚的时候才影响本区域[8]。
南京地区的海洋沉积主要形成于早三叠世[8]。地层自下而上分为殷坑阶(殷坑组)、巢湖阶(和龙山组、沧波门组)、关刀阶(周冲村组)。到了中三叠世时期,海洋环境又延续了一段时间,以新铺阶的黄马青组下部海相地层为标志,此后逐渐脱离海洋环境,在空间上沉积分异特征显著,指示地形多变的沉积环境。
由于当地采矿和筑路作业,南京地区多处出露海相三叠纪地层。2022年1月19日,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附近发现一处特征性的剖面,并选为研究对象,其地理位置为118.953 7° E,32.098 7° N(图1a)。该层序呈现周期性堆积特征,泥质沉积和碳酸盐沉积交替出现(图1b);产状测量显示,地层走向为72°~252°,倾向NNW,倾角为40°,剖面几乎与地层走向垂直,因而地层形态展示清晰。该层序下伏的剖面展示杂色钙质页岩、泥灰岩、瘤状灰岩(图1c),剖面的最下部出现厚层灰岩上的次生岩溶现象,而上覆地层为厚层和薄层深色灰岩、薄层浅色瘤状灰岩(图1d)。根据区域性地层特征[8,14]对比,目标剖面的地层属于和龙山组;具体层位可与附近区域(江苏省句容市)的剖面[11]相对照。
2022年1月起对目标剖面多次开展野外工作。首先,对本区出露的相近产状地层进行了踏勘,记录总厚度约为200 m的层序特征,以便确定目标剖面在地层构架中的位置。其次,将现场观测集中于目标剖面,测量沉积层厚度、记录岩性和沉积构造特征、拍摄现场照片。最后,在现场观测工作中穿插进行样品和标本采集,因作业条件欠佳,操作难度大,此项工作目前尚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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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坑组、和龙山组、沧波门组属于早三叠世[8],在研究地点的厚度约为200 m,经历约6 Ma,因此,作为一级近似,若假设地层中泥质物质含量为10%、20%、30%或40%,则对应的沉积速率分别为0.33×10-5 m/a、0.67×10-5 m/a、1.0×10-5 m/a、1.3×10-5 m/a。这与现今海洋中远海沉积的数值相似,代表低悬沙浓度的海洋环境[15]。
根据现场测量数据,可针对目标剖面作进一步计算。假设地层形成的时间长度与地层厚度成正比,则有:
T =6.0×106H /200(1) 式中:T为目标剖面沉积层形成的时间长度(a),H为沉积层厚度(m)。式(1)还间接给出了该沉积层的沉积速率(=H/T)。此外,目标剖面含泥质层和碳酸盐层,因而可分别测量其总厚度。碳酸盐物质堆积发生时也伴随着泥质物质的堆积,各自所占的百分比取决于两者沉积速率的对比[15⁃17]。因此,考虑泥质物质总量后的沉积速率为:
D m=[H m+P (H -H m)]/T (2) 式中:Dm为泥质物质的沉积速率(m/a),Hm为目标剖面中泥质层总厚度(m),P为碳酸盐沉积层中的杂质含量(%)。对于任何一个周期的沉积,有:
D m=[H 1+P (H 2-H 1)]/T ’(3) 式中:H1为周期内泥质物质厚度(m),H2为碳酸盐物质厚度(m),T’为与周期沉积形成的时间长度(a)。显然,若Dm为已知,则周期沉积形成所需的时间长度可从式(3)获得,并间接推算碳酸盐沉积速率(详见下文“结果”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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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体系的特征可由特定的变量组合来表征,可将其中的一些关键变量看成为状态变量,其余为自变量。按照复杂系统的观点,刻画状态变量需要定义其随时间的变率[18]。对于要研究的周期性沉积而言,状态变量有两个,即泥质层物质量Mm和碳酸盐沉积层物质量Mc。根据沉积层的岩性和沉积构造,悬沙沉降是主要的堆积形式,包括从水层中、深海环流水体中沉降的物质,浊流和推移质输运的堆积形态缺失,因而Mm的时间变率可表示为:
d M m/dt=γD mA (4) 式中:Mm为泥质沉积总量(kg),γ为泥质沉积物容重(kg/m3),Dm为沉积速率(由式(2)定义),A为堆积区面积(m2)。泥质物质的沉积速率与沉降过程相联系:
D m=Cw s/γ (5) 式中:C为悬沙浓度(kg/m3),ws为颗粒沉降速率(m/s)。式(5)表示,若沉积速率为已知,则可以反演悬沙浓度的值。
另一个状态变量碳酸盐沉积层物质量的时间变率为:
d M c/dt=dM m/dt+(F I+F O)A (6) 式中:Mc为碳酸盐沉积层物质量,它是泥质物质、碳酸盐颗粒、颗粒态有机质等沉降物质的总和,FI为碳酸盐颗粒垂向通量,FO为水层颗粒态有机质垂向通量。式(6)表示,碳酸盐沉积是含有杂质的,来源于水层中的泥质物质和有机质。作为一种生物成因的沉积,三叠纪碳酸盐沉积来源于能够产生钙质物质和颗粒态有机质的生物过程,前者可进一步区分远距离搬运的物质、钙藻等生物颗粒,以及细菌等微生物分泌的物质,而后者来自水层初级生产所固定的碳。与泥质物质沉积速率相类似,这两类物质的垂向通量为:
F I=C Iw I/γ I(7) F O=C Ow O/γ O(8) 式中:CI和CO分别为碳酸盐颗粒、有机质颗粒的浓度(kg/m3),wI和wO分别为其沉降速率(m/s),γI和γO分别为其容重。若碳酸盐沉积的物质组成为已知,则式(7)、(8)定义了水层中的生物生产大小。应注意的是,沉积物中的有机质经过成岩作用等的改造,可能偏离当初的特征,此时需要调整有机质沉积速率、有机质垂向通量、生物生产之间的相关关系。
研究的计算流程如下:根据研究地点的泥质沉积、碳酸盐沉积厚度测量数据,以式(1)估算沉积层形成的时间尺度;碳酸盐沉积层中杂质含量的大小由式(2)估算泥质物质沉积速率以及周期性沉积的时间尺度;以泥质沉积为约束,以式(3)估算碳酸盐沉积速率;最后以式(4)、(6)估算泥质沉积和碳酸盐沉积的物质量变率,并由此反演物质来源状况,其中FI根据物质组成而推算(详见“结果”部分);由于碳酸盐沉积中有机质含量相对较小,此处暂时将FO忽略不计。
1.1. 研究地点与现场观测
1.2. 周期性沉积的时间尺度和沉积速率估算
1.3. 物源供给的动力过程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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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浪基面以下的海洋沉积常有100~102cm尺度的周期性,人们认为与米兰科维奇周期相关,气候变化使沉积物供给状况发生变化[15]。南京地区早三叠世的周期性沉积涉及5~40 ka的尺度,似乎与此主张一致。此次研究的目标剖面,泥质沉积的厚度占比较大,时间占比更大,这可解释为本区域所处气候带的特征。研究区地处古特提斯洋的东北部,与古生代时期不同,其时本区域已离开典型的热带海洋,只是由于顺时针的洋盆环流,才使得热带海洋环境周期性地控制该区域(图6)。此外,研究区与当时的泛大洋有一条通道相连,这里暂称之为“华东海峡”。虽然东面的华夏地块难以给本区提供陆源物质[8],但古特提斯洋洋盆环流和往返于华东海峡的海流持续带来悬浮沉积物,可在当时南京地区的边缘海发生堆积。在大部分时间里,研究区不具备大量产生碳酸盐沉积物的条件,但在气候暖期,仍然可被热带海洋所控制,形成沉积速率相对较高的碳酸盐堆积体。
Figure 6. Paleogeographic conditions during the formation of Triassic carbonate strata in the Nanjing area (the ancient environmental setting based on the reference [13])
尽管如此,此次研究的初步结果依赖于泥质物质沉积速率和碳酸盐沉积中泥质物质含量的预估值。在两者均为常数的假设条件下,可根据式(1)~(7)计算中期行沉积的相关参数。但在古特提斯洋演化的后期阶段,环境逐渐发生变化,陆源物质的源地可能发生变化。在不同的气候变化周期里,碳酸盐沉积和泥质物质在地层中占比也有不同,证据是此次探讨的24个周期中碳酸盐沉积特征有较大变化,一些层位含泥量较高,形成有李泽冈环的泥灰岩,而另一些层位含泥量较低,形成质地致密的灰岩或蠕虫状灰岩(图3)。如果将每个周期分别处理,则碳酸盐沉积中的杂质含量P可对式(3)起到约束作用。
但是,由于在新的假设条件下式(3)有两个未知量,即Dm和T’,因此还需要增加一个约束变量。目标剖面的沉积以纹层或蠕虫状构造为特征(图4),其中蠕虫状构造的时间尺度不确定性较高,而细小的纹层很可能与尺度为a的沉积相关联[12],在陆架、陆坡、边缘海等环境,物质来源和生物生产决定了沉积速率。如果此时间尺度的纹层能够被识别,则有:
T ’=kH 2 /D L(9) 式中:H2为周期内碳酸盐沉积厚度(m),DL为用纹层厚度推算的沉积速率(m/s)。应注意的是,由于沉积层保存潜力的因素,纹层在同一点上难以完整保存,因而式(9)中要加入校正系数k加以调整。系数k的确定需根据堆积、冲刷周期过程来确定[20⁃21]。此时,将式(9)、式(3)并列,可解出Dm和T’的值。此外,如果以生物生产作为参照,也能根据式(8)用有机质颗粒的垂向通量来估算T’值。总体上,碳酸盐沉积的杂质含量、纹层厚度、沉积物和有机质来源信息均有助于约束条件的形成,但这些方面还需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