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山运动是相邻的岩石圈板块在地球表面发生相对位移,产生水平方向上的挤压力,导致岩石急剧变形而大规模隆起形成山脉的运动^[1]。这种相对位移是岩石圈板块在地球表面的古地理位置发生改变而产生绝对位移的结果。因此,恢复造山期之前相关板块的古地理位置有助于判断板块相对位移的方式：垂直于造山带方向上的挤压缩短或者平行于造山带方向上的走滑汇聚^[2]。这是揭示造山运动过程以及动力学机制的重要依据。

组成东亚、东南亚的诸多块体都起源于冈瓦纳北缘,并随着古—新特提斯洋的开合最终增生到亚洲大陆上,恢复这些块体在早古生代冈瓦纳大陆汇聚时的绝对位置和相对位置对于理解冈瓦纳大陆边缘的地质演化过程至关重要^[3⁃4]。华南板块是东亚最重要的亲冈瓦纳板块之一。该板块的东南部在早古生代（460~420 Ma）经历了强烈的造山运动。该期造山运动最早被命名为“广西运动”^[5],形成的造山带先后被称为“华南加里东褶皱带”^[6]、“华南早古生代造山带”^[7]或者“武夷—云开造山带”^[8]。该期造山事件的动力学机制存在较大的争议,争论的核心在于造山作用的性质是陆内造山还是板缘碰撞造山。虽然这两种造山运动模型争论的焦点是围绕扬子地块和华夏地块之间^[9⁃11]或者华夏以东地区在早古生代是否存在洋盆^[12⁃13],但两者均强调造山运动是扬子地块和华夏地块之间垂直于造山带的相对位移引起。然而,扬子地块和华夏地块在冈瓦纳北缘的绝对位置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限定^[14⁃17],这将直接影响两者相对位移方向以及造山作用运动学和动力学机制的确定。

近年来,定量化的数据评估^[18⁃22]和大样本分析技术的发展^[23]使得碎屑多矿物U-Pb年代学成为研究沉积源—汇系统和限定板块古地理位置的重要工具^[24]。基于此,汇编了华南板块寒武系—志留系碎屑锆石、碎屑独居石U-Pb年代学和Hf同位素数据,利用大样本分析技术重新评估了这些碎屑沉积物的源区,分别恢复了扬子地块和华夏地块在早古生代不同时期的古地理位置,通过古地理位置的变化来判断两者相对位移与造山带走向之间的关系,并结合已有的区域地质资料,讨论华南广西运动的运动学特征,提出一种全新的动力学模型。

华南板块由扬子和华夏两个块体组成。华南板块北部以秦岭—大别造山带与华北板块相连,西北和松潘—甘孜地体以龙门山断裂为界,西南界限为哀牢山—松马缝合带,东部与太平洋相连。扬子地块和华夏地块在新元古代发生碰撞^[25⁃27]（ca. 820 Ma）,形成江南造山带。在此之后,伴随着全球范围内Rodinia超大陆的裂解,华南板块进入陆内裂谷演化阶段^[28⁃29]（ca. 815~680 Ma）,成为超大陆解体形成的全球裂谷系统的重要部分。

寒武纪—奥陶纪扬子地块和华夏地块均处于台地—浅海沉积环境^[30⁃31],扬子地块广泛发育碳酸盐台地沉积,形成了巨厚的碳酸盐岩沉积序列夹硅质岩、碳质页岩组合；华夏地块则主要接受陆源碎屑沉积,发育浅海斜坡相沙泥质岩,向西北方向碳酸盐岩含量逐渐增多。这种稳定的沉积格局一直持续到晚奥陶世^[32]。之后,华夏地块和江南地区（扬子地块东南缘）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造山运动——广西运动（图1）。这次造山运动导致华夏地区缺失志留系,前志留纪岩石发生强烈的变形和变质作用。武夷和云开穹隆区变质级别达麻粒岩相^[33]。江南地区变质—变形作用不如华夏地区强烈,主要沿大断裂带发生走滑作用,形成沿断裂带分布的糜棱岩带^[34⁃37]。变质作用研究显示,麻粒岩相变质作用的时间介于440~430 Ma,韧性剪切变形冷却时间介于440~410 Ma^[38]。广西运动使得地壳显著加厚,发生部分熔融进而产生强烈的花岗岩浆活动,影响范围波及整个华夏和江南地区。岩浆活动的时代集中在460~400 Ma^[38]。花岗岩浆活动以过铝质S型花岗岩为主,岩浆锆石较负的ε_Hf（t）值和太古宙—中元古宙的二阶段模式年龄表明其来自古老地壳的部分熔融^[39⁃42]。I型和A型花岗岩分布较为局限^[43⁃47]。一些岩石学的研究^[48]已经证实古老的岩石圈地幔对I型花岗岩的形成有重要贡献。前人在武夷—云开一带报道了少量中基性岩浆活动^[9⁃11,49],时代集中在420~400 Ma^[38],大部分与A型花岗岩同期,共同指示加厚地壳的后造山伸展^[50]。

图  1  华南地质简图

Figure 1.  Simplified geological map of South China

广西运动在志留纪晚期结束^[51]。泥盆系滨浅海相石英砂岩不整合覆盖在华南板块主体之上,标志着新一轮海侵的开始。石炭纪—二叠纪华南板块进入相对稳定发展阶段,华夏区、江南区和扬子区被相似的浅海相碳酸盐岩、硅质岩和少量的碎屑岩覆盖,标志着一个真正统一的南方古地理格局开始出现。早—中三叠世,受古特提斯洋关闭的影响,华南板块北部和南部分别受到华北板块和东南亚诸板块南北向挤压。华南地区发生了广泛的陆内变形^[52⁃54]和花岗岩浆作用（245~205 Ma）^[55⁃57],上三叠统—下侏罗统陆相砂砾岩呈角度不整合覆盖在早期岩石之上。晚侏罗世—早白垩世,受古太平洋板块向东亚大陆岩石圈之下消减的影响,华南中东部被NE—SW向构造叠加^[58⁃59],发育了大量的140~100 Ma的侵入岩和火山岩^[60⁃62]以及多个NE—SW向的裂谷盆地^[58,63⁃64]。数千米的上白垩统—古近系红色碎屑岩夹碱性玄武岩充填在裂谷盆地之中,并被100~70 Ma的碱性花岗岩侵入^[65]。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不断改进的同位素测年技术在地球科学领域的快速传播有力地促进了碎屑矿物年代学的发展,发表U-Th-Pb年代学数据的出版物呈指数级增长。然而,不同样本的分析颗粒数目的差异^[21],取样和矿物分选的偏差^[66]以及具有相同年龄模式的不同潜在物源^[67]均导致利用小样本数据集进行源—汇分析时存在重要缺陷,极大地影响了碎屑矿物U-Pb年代学作为精确的古地理重建指标的应用。

碎屑矿物U-Pb年代学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统计学的抽样调查,其能否代表所属地层的真实物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碎屑矿物的测试数量。在利用LA-ICP-MS进行物源分析的碎屑锆石测试时,测试数量一般被设置为60~120颗^[21,68],以保证检测失败率（p,即某一年龄组分无法被检测到的概率）小于5%。对于年龄组成更为复杂的碎屑岩,则需要更多的样本量以确保占比较低的年龄组分被检测到。统计发现,碎屑锆石的测试数量满足n≥300时,才能使得比例小于2%的年龄组分的检测失败率降至1%以下^[67]。大样本数据集（一般指测试数据n>1 000）在识别出占比较低的年龄组分的同时,还可以在进行年龄相似性统计指标的计算时大幅度地提升各年龄组分估计的准确度^[18]。

在对碎屑矿物U-Pb年代学数据进行解释之前,需要进行数据评估以得到最终的单颗粒年龄,包括选取最佳临界年龄和不谐和度的筛选两个过程。Gibson et al.^[24]利用U-Pb年代学常用的相似性量化指标计算了应用不同临界年龄的同一样本的相似性,以验证不同样本容量对于最佳临界年龄选取的影响。结果表明,样本容量越高,最佳临界年龄的选择对利用大样本数据集进行年龄对比和样本相似性统计指标的计算的影响越小。

在碎屑矿物的U-Pb年龄测试中,三组同位素比值对应年龄间的差异用不谐和度来表示。在实际的筛选过程中,不谐和度并非直接观测,而是通过不同同位素年龄的比值或绝对值的差异等来计算^[69⁃70]。由于同位素年龄存在误差,不谐和度受其影响也含有误差。

将不谐和度定义为：

式中：t206Pb238U和t207Pb206Pb分别为²⁰⁶Pb/²³⁸U年龄和²⁰⁷Pb/²⁰⁶Pb年龄。利用误差传播方程：

得到不谐和度的误差：

式中：t68和t76分别代表²⁰⁶Pb/²³⁸U年龄和²⁰⁷Pb/²⁰⁶Pb年龄。

基于Gibson et al.^[24]提出的原则对汇编数据进行不谐和度的筛选：排除不谐和度大于10%或小于-5%的分析,即disc-σ_disc²>10%或disc+σ_disc²<-5%。所有符合上述筛选标准的数据都按照地层年龄进行分类,样品分布如图2所示。

图  2  汇编数据集中碎屑锆石、独居石样品位置

Figure 2.  Locations of detrital zircon and monazite samples in the compilation dataset

550~500 Ma的年龄峰是扬子西缘的一个特征年龄峰（图3a-1）,同时期华南内部没有规模性的岩浆事件,仅在云南报道有少量的埃迪卡拉纪—寒武纪（555~525 Ma）的凝灰岩夹层^[71⁃73]。扬子西缘这一时期的碎屑锆石具有自形程度较高,年龄图谱表现为结晶年龄与沉积年龄一致的特点^[14],显示出近距离搬运的特征。Hf同位素数据显示扬子西缘550~500 Ma碎屑锆石的ε_Hf(t)值介于-8.2~10.05,大多落在了球粒陨石均一储库和亏损地幔演化线之间（图4a）,表明其岩浆源区以新生地壳物质为主,并有部分古老地壳物质的再循环。上述特点指示扬子西缘550~500 Ma的碎屑锆石可能的来源为近源的活动的大陆岛弧源区,与扬子地块邻近的一些源自冈瓦纳大陆的东亚块体的岩浆事件年龄^[74⁃76]和扬子西缘这一时期的碎屑锆石年龄不一致。拉萨地体的岩浆活动（568~488 Ma）记录在时间上与扬子西缘这一时期的碎屑锆石U-Pb年龄接近,但是其广泛分布的、显示出以较负的ε_Hf(t)值为主的强过铝质花岗岩与扬子西缘同时期的碎屑锆石记录并不一致。Chen et al.^[14]认为可能的源区为靠近扬子地块西缘的伊朗—土耳其Cadomian岩浆弧而非东冈瓦纳埃迪卡拉纪—寒武纪的同造山碎屑。沿伊朗—土耳其边缘展布的Cadomian岩浆弧在新元古代晚期至早古生代初期产出了大量的572~528 Ma钙碱性岩浆岩和550~500 Ma的火山碎屑^[77⁃79]（图3a-2）,与扬子西缘碎屑锆石U-Pb年龄和Hf同位素的对比结果（图4b）表现出较好的一致性。

图  3  锆石/独居石U⁃Pb年龄图谱

Figure 3.  Spectra of the zircon/monazite U⁃Pb ages

图  4  扬子西缘寒武系—奥陶系碎屑锆石ε_Hf（t）值与U⁃Pb年龄二元关系图（数据见附表4）

Figure 4.  Plot of ε_Hf（t） versus ages of Cambrian⁃Ordovician detrital zircons in western Yangtze

扬子西缘寒武系—奥陶系碎屑沉积物中保存了大量年龄介于850~750 Ma的锆石（图3a-1）,这一时期的碎屑锆石的ε_Hf（t）值集中在-25.6~19.4。扬子西缘新元古代构造—岩浆活动十分强烈,于860~740 Ma形成了大量的侵入岩体（图3a-3、4c）。扬子西缘新元古代地层中也保存了大量的拉伸纪碎屑锆石,峰值年龄为807 Ma（图3a-4）,ε_Hf(t)值介于-10.02~15.06。这些新元古代岩石中的锆石U-Pb年龄和Hf同位素与扬子西缘寒武系—奥陶系中的同期碎屑锆石一致（图4a）。岩相古地理图^[80]显示寒武纪—奥陶纪时期,扬子地块东南部为碳酸盐台地沉积,不可能接受来自印度西北缘（图3a-5）的碎屑供应。扬子西缘寒武系—奥陶系中也保存了少量1 000~900 Ma的碎屑锆石,并产生了946 Ma的峰值年龄（图3a-1）,ε_Hf（t）值介于-6.9~7.41,大多数为负值。这一时期扬子西缘没有规模性的岩浆事件,而下伏新元古界中保存的1 000~900 Ma的碎屑锆石产生了917 Ma的峰值年龄（图3a-4）。综上,扬子西缘寒武系—奥陶系中保存的新元古代锆石的主要来源为扬子西缘新元古代岩浆岩和沉积岩的再循环。

图  5  华南早古生代构造演化示意图

Figure 5.  Schematic illustrations of the Early Paleozoic evolution of South China

扬子西缘寒武系—奥陶系中太古代—中元古代的碎屑锆石含量较低,与下伏新元古界沉积岩中的锆石年龄特征一致。除此之外,扬子西缘、北缘也都报道有这一时期的岩浆记录。例如,代表扬子基底的陡岭杂岩^[81]（~2.5 Ga）、鱼洞子杂岩^[82]（2.7~2.5 Ga）；古元古代中期的南秦岭后河片麻岩^[83]（~2 080 Ma）；中元古代的扬子北缘神农架群凝灰岩^[84⁃85]（~1.2 Ga）等。上述基性—中酸性岩体主要出露在扬子北缘,然而寒武纪至奥陶纪期间,扬子地块的主要隆起区分布在西部和西南边缘,因此认为这些太古代—中古元古代的碎屑锆石同样来自于下伏新元古代地层。

上述对扬子西缘寒武系—奥陶系碎屑锆石U-Pb年龄和Hf同位素数据的分析表明扬子西缘在这一时期同时接受了扬子地块西缘基底和外部伊朗Cadomian岩浆弧两个源区的物源供应。

华夏地块寒武系—奥陶系碎屑锆石具有1 000~900 Ma 和600~500 Ma两期主要的特征年龄峰（图3b-1）。而华夏地区仅局部发育997~755 Ma的岩浆岩,没有600~500 Ma左右的热事件记录。区域岩相古地理分析显示,华夏地块在寒武纪—奥陶纪处于海相环境,而扬子地块东南部以台地相—斜坡相的碳酸盐岩夹深水相细碎屑岩为主（图5a,b）,所以新元古代—寒武纪（1 000~500 Ma）的碎屑锆石只能源自华夏东南缘以外的其他源区。这也与华夏地块下古生界古流向资料一致^[30,86]。这两期岩浆事件在东冈瓦纳北缘广泛发育,分别代表Rodinia超大陆聚合的Grenville期和Gondwana大陆聚合的泛非期热事件。对比经过汇编处理后的大数据年龄谱,华夏地块寒武系—奥陶系的碎屑锆石年龄谱特征与同期印度东北缘的碎屑锆石年龄谱相似（图3b-1,b-2）。Hf同位素组成也同样支持这一结论。华夏地块寒武系—奥陶系中1 000~900 Ma碎屑锆石的ε_Hf(t)值变化范围极大,大多为负值^[15,87],这与特提斯—喜马拉雅和东南极洲碎屑锆石的Hf同位素特征一致^[88⁃90]。因此,华夏地块寒武系—奥陶系沉积序列中高比例的Grenville期和泛非期的碎屑锆石可能源自印度北缘。

独居石是过铝质花岗岩和贫Ca的变质岩中的一种副矿物,其产出的源岩类型和形成条件要远高于锆石^[80,91]。因此,碎屑独居石可以作为碎屑锆石物源分析的有效补充^[92]。多种碎屑矿物组合分析可以更可靠地限定源区。Xu et al.^[16]将华夏地块南部碎屑独居石与潜在源区火成岩和高级变质岩中独居石进行了对比（图3b）。采集自华夏地块西南部广西大明山地区的碎屑独居石显示出550~500 Ma、1 000~900 Ma的年龄峰（图3b-2）,尽管1 000~900 Ma的年龄峰值在印度西北缘（图3b-3）以及印度东北East Ghats造山带和南极洲板块的Rayner造山带中（图3b-2）都存在相应的独居石记录^[93⁃97],但是550~500 Ma的特征峰在印度西北缘的沉积记录中是缺乏的（图3b-4）。Rayner-East Ghats造山带与华夏南部寒武系碎屑独居石U-Pb年龄图谱显著的一致性,不仅建立了华夏地块与印度北缘的源—汇关系,更明确地将寒武纪华夏地块的古地理位置置于印度东北缘。

扬子东南缘志留系碎屑锆石年龄谱显示的460~410 Ma的年龄峰（图3c-1）与广西运动形成的S型花岗岩的年龄相吻合,扬子东南缘和华夏地区的志留系古水流数据^[30,86]也指示向西和西北方向的碎屑输送,较老（大于440 Ma峰值）的碎屑锆石则具有与该地区前志留纪样品相似的年龄峰（图3c-2）。因此,结合华夏地块广泛缺失志留系（图5c）,扬子东南缘志留系的碎屑来源主要是华夏地块早古生代同造山花岗岩以及寒武系—奥陶系沉积岩的再循环。

长期以来,对于广西运动的性质存在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是广西运动是典型的洋壳俯冲—碰撞型造山运动。一些学者^[9⁃13,49]依据武夷—云开一带出露的具有蛇绿岩—岛弧岩浆岩特征的中基性岩浆岩（450~430 Ma）以及沿政和—大埔断裂分布的基性—超基性岩和火山熔岩,提出早古生代华南发生了洋壳关闭之后的碰撞造山作用,消减带位于扬子与华夏之间^[9⁃13,49]或是沿着现今华南东南缘^[98⁃100]。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广西运动具有典型的陆内造山的特点。主要证据包括：华夏地块缺乏碰撞造山带发育的岛弧岩浆岩、蛇绿岩和高压低温变质岩,广泛发育古老地壳重熔形成的S型花岗岩,以及缺乏新生幔源岩浆的输入。近年来的研究进一步确定了广西运动属于陆内造山体制。例如,过去报道的岑溪县糯峒蛇绿岩^[10]缺少地幔橄榄岩,零星出露的辉绿玢岩可能为三叠世浅成基性岩墙,而非早古生代蛇绿岩^[33]。华夏西缘在成冰纪出现了源自印度北缘和扬子地块的物源交互现象^{[30,101⁃102]}。郴州—临武断裂带两侧寒武系—奥陶系也具有指状交互沉积的特点^[103]。这些证据表明,在早古生代造山作用之前扬子地块和华夏地块之间并不存在洋盆。

尽管多数证据^[104⁃106]支持华南广西运动属于陆内造山作用,但是陆内造山的动力学机制一直是未解之谜。Faure et al.^[7]认为华夏地块在晚奥陶世沿江山—绍兴断裂向北俯冲,响应于南北向的挤压收缩,基底与盖层之间发生韧性滑脱,发育黑云母—石榴石—蓝晶石的高温变质相矿物组合,上覆前志留纪地层则形成向南的逆冲褶皱。然而上述角闪岩相—麻粒岩相变质作用仅在远离江绍断裂的武夷和云开穹窿区发育,沿江绍断裂广泛发育绿片岩相低级变质作用。Li et al.^[8]根据南华裂谷的沉积序列演替提出了前陆盆地模型。他们认为华南板块与印度北缘在埃迪卡拉纪—寒武纪早期发生碰撞^[107],导致华夏地块向NW方向仰冲至扬子东南缘,华南内部发生板内变形。但是,新元古代晚期—早古生代华夏地块与印度北缘之间的连接已经被两者之间建立的源—汇系统证明^{[15,108⁃112]}。加之,印度北缘已报道的岩浆活动的年龄不晚于470 Ma^[113]。因此,很难将华南早古生代陆内造山运动同印度北缘的造山作用联系起来。Shu et al.^[86]依据华夏地块武夷山地区早古生代构造变形的扇形逆冲特点,提出南华盆地在晚奥陶世—泥盆纪沿武夷—云开一线发生上隆,随后剥露的同造山花岗岩同时为造山带两侧提供物源。古水流证据也表明这一时期造山带两侧存在沉积物的双向搬运^[101⁃102]。Shu et al.^[86]的准对称式正花状上隆模型将华南早古生代造山作用归因于可能的南海地块向华夏地块之下的俯冲,然而南海地块的存在和驱动南海地块发生俯冲的动力来源均缺乏明确的地质证据。

学界普遍认为陆内造山运动是板块边缘构造活动的远程响应^[114⁃116]。然而,更早时期的陆内造山事件由于之后的板块重组导致该时期的板块边缘消失,从而无法评估陆内造山作用的动力来源。因此,解释古老陆内造山运动的动力学机制的前提在于恢复同期的板块边缘及其构造活动。具体地说,要确定板块在全球构造格局中的位置^[115],厘清板缘构造活动与陆内变形的时间顺序,从而建立二者的时空联系。

过去的研究^[14⁃15,17]通常依据碎屑锆石的特征年龄峰（例如1 300~1 000 Ma或1 000~900 Ma）将早古生代华南的古地理位置同澳大利亚或印度北缘联系起来。汇编的数据显示,寒武纪—奥陶纪扬子西缘接收了来自伊朗Cadomian岩浆弧的外部物源,而同一时期华夏地块接收了来自印度东北缘碎屑的输入。物源分析结果表明,寒武纪—奥陶纪时期扬子地块和华夏地块分别位于伊朗东北缘和印度东北缘（图5a）。这种沿着冈瓦纳北缘斜列分布的古地理格局一直持续到晚奥陶世。志留纪期间,扬子东南缘碎屑锆石年龄图谱和古水流数据记录了来自武夷—云开造山带S型花岗岩的岩浆锆石输入。这表明扬子地块和华夏地块在志留纪重新合并形成统一的华南大陆（图5c）。扬子与华夏地块在寒武纪—奥陶纪和志留纪两个时期古地理位置上的相对位移与广西运动的时空耦合表明,广西运动是发生在冈瓦纳大陆北缘的一种平行/斜交造山带走向的走滑汇聚（图5b）,而非垂直于造山带走向的挤压收缩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提出早古生代扬子地块和华夏地块通过陆内走滑的方式并置,从而导致广西运动的发生。这种汇聚方式类似于Wang et al.^[117]提出的模型,但是由于对扬子地块和华夏地块在冈瓦纳北缘古地理位置重建结果的差异,认为扬子地块与华夏地块的拼贴是通过右行走滑完成的,而非Wang et al. ^[117]研究认为的左行走滑。

在地壳变形过程中,先存构造边界（通常是一些大型断裂）,往往作为后期造山过程的“构造软弱带”和“应变集中带”存在^[118⁃119]。江山—绍兴断裂的早古生代构造变形^[120]表现为分布广泛的NE—SW走向的陡倾糜棱面理和低角度的矿物拉伸线理,后者指示剪切过程中的高走滑位移分量。运动学指向以NE—SW向的走滑变形为主,并伴随有SE向NW方向的逆冲作用,形成NE—SW向的斜向剪切作用。Li et al.^[121]研究证实在451~420 Ma期间,陈蔡地区和武夷山东段发生了NE—SW向的斜向剪切作用,并伴随角闪岩相变质作用。这表明江山—绍兴断裂在早古生代造山阶段发生构造活化,从新元古代扬子地块与华夏地块的碰撞边界转变为一条以强烈韧性剪切变形和角闪岩相变质作用为特征的高应变挤压走滑带^[120⁃121]。在江山—绍兴断裂带两侧的华夏和江南地区,早古生代韧性剪切构造的观测结果和年代学资料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观点。在江南造山带的九岭地区,Chu et al.^[36]和Li et al.^[37]识别出多条E—W走向和NE—SW走向的韧性剪切带：前者多为右行走滑变形,后者则以SE向NW方向的逆冲变形为主。韧性剪切变形的时代为460~420 Ma,变质程度达高绿片岩相。Xu et al.^[34⁃35]在江南造山带东段的江湾剪切带和景德镇剪切带中,识别出NE—SW走向的右行走滑剪切带,并结合云母³⁹Ar-⁴⁰Ar定年结果,确定剪切变形时代分别为~449 Ma和~447 Ma。在华夏地区,Shu et al.^[123-124]研究发现武夷山地区在458~421 Ma发生强烈的构造变形作用,表现为北部向北西,南部向南东的扇形逆冲,同时伴有走滑韧性剪切。武夷山北缘韧性剪切带内的独居石U-Th-Pb定年结果^[7,125]进一步确认了武夷山北缘于453~433 Ma发生明显的NW—SE向挤压缩短变形。

陆内造山的驱动力通常来自大陆边缘的板块俯冲或陆—陆碰撞作用^{[114⁃115,126]},且陆内变形的发生时间通常晚于板缘构造事件。碎屑物源分析结果^[127]表明寒武纪—奥陶纪期间,原特提斯洋分支洋盆三岐—福山洋分割了长山—华南—印度联合板块和昆嵩—海南—澳大利亚联合板块（图5b）。三岐—福山洋在早奥陶世（~485 Ma）发生初始洋陆俯冲^[128⁃129]。随着洋壳的持续消减,俯冲带在早—中奥陶世逐渐演变为双向俯冲体系^[128]。沉积与变质记录^[127⁃128]显示洋盆在晚奥陶世—早志留世逐渐闭合。海南岛与昆嵩两地保存的 468~450 Ma的高级变质岩^[130⁃132]记录了两个联合板块之间的陆—陆碰撞造山作用,几乎同步于广西运动的启动时间（~460 Ma）。此外,三岐—福山洋盆的关闭代表了冈瓦纳大陆的最终聚合^[111,127]。基于上述碰撞造山作用与陆内变形的时空关系,可以推断华南广西运动的驱动力可能源自昆嵩—海南—澳大利亚联合板块与长山—华南—印度联合板块的陆—陆碰撞作用,碰撞应力向周缘板块的传播以及周缘板块响应于冈瓦纳大陆最终聚合之后的古地理位置调整可能导致了扬子地块沿着江山—绍兴断裂向华夏地块的走滑汇聚,最终导致了广西运动的发生。

华南板块大数据碎屑多矿物U-Pb年代学及Hf同位素对比结果显示,扬子西缘寒武系—奥陶系碎屑锆石具有850~750 Ma 和550~500 Ma两期主要的特征年龄峰,以及1 000~900 Ma、1 900~1 800 Ma和2 550~2 400 Ma三个次要年龄峰,ε_Hf（t）值的对比结果表明扬子西缘主要接收了伊朗Cadomian岩浆弧和扬子西缘基底的碎屑输入。华夏地块寒武系—奥陶系碎屑锆石/独居石具有1 000~900 Ma和550~500 Ma两期主要的年龄峰,分别对应于印度东北部的East Ghats-Rayner造山带和Kuunga造山带。扬子东南缘志留系碎屑锆石年龄谱显示的460~410 Ma的年龄峰与华夏地区过铝质花岗岩浆活动的年龄相吻合,大于440 Ma峰值的碎屑锆石则具有与该地区前志留纪样品相似的年龄峰。

物源分析结果表明,寒武纪—奥陶纪时期,华夏地块和扬子地块分别位于印度东北缘和伊朗东北缘,沿着冈瓦纳北缘斜列分布。志留纪时期扬子地块和华夏地块重新合并形成统一的华南大陆。扬子地块与华夏地块在寒武纪—奥陶纪和志留纪两个时期古地理位置上的相对位移与广西运动的时空耦合,表明广西运动是发生在冈瓦纳大陆北缘的一种平行/斜交造山带走向的陆内走滑汇聚作用,而非垂直于造山带走向的挤压收缩作用。这种走滑汇聚可能是响应于冈瓦纳最终聚合之后的周缘板块调整。